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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 请让我为您荡起双桨(节选)

2018年01月03日08:30 来源:《解放军文艺》2018年第1期 陈小前

七十二岁上,父亲重新做回了孩子。

“一加一等于几?”,“二!”;“嗯,答对了!”

“二加二等于几?”,“四!”;“嗯,又答对了!真棒!”

“四加四呢?”,“五?”。

父亲脸上,有些茫然,有些犹疑。

“来,我们先迈左脚!”,“嗯,不错。”

“来,右脚抬起来,再抬高一点,要使点劲哦!”

“嗯,今天走得不错,要表扬哦!”

父亲脸上,有点害羞,有点骄傲。

每天,在医院住院部里,我们一遍遍重复着这些训练,间或惊喜,间或失望。

不知道,四十年前,父亲教我说话和学步时,是否也是这样的心情。

我是父亲一手带大的。

小时候,父母两地分居,母亲在湖南,父亲带着我和大姐在陕北,在一所中学当老师。这样的日子,整整持续了十年。

很难说他是个称职的父亲。

他粗心。多少年他也没搞清楚过我到底是哪一天生日,以至于我十岁以前关于生日的记忆完全为零。陕北的秋天冷得早,他从不知道要早点给我们准备秋衣秋鞋,有一年都到了十月底,我还光脚趿着一双破凉鞋,脚冻得又红又肿。

他性急。有一回他端着碗准备去食堂打饭,不知为何大姐跟他顶起嘴来,吵了几句。他一生气,手里的碗照着大姐就砸过去。大姐一躲,碗直直飞过来,不偏不倚砸在我额头上。当即把我砸倒在炕头上,额头肿了好多天,他自己也吓得够呛。

他抠门。有一年,我被评为县三好学生,全县一共十个,算是个很大的荣誉了。开表彰会,我因为头上闹虱子剃了个光头,觉得难为情,央求他给我买个帽子。他从箱底里翻出一顶十几年前他戴过的旧军帽,完全变成了土黄色,帽檐的衬里还断了,一边耷拉着,一走路忽闪忽闪。我万般不情愿地戴着这顶帽子上台领奖,台上台下的人全哄堂大笑,我羞得领了奖赶紧往下跑,一回家把那顶破帽子扔出去老远。

摊上这样一个父亲,让我在很长时间里都是左邻右舍的同情对象。有一年,邻居的大姐姐给广播站写稿子:“太阳出来了,万物开始生长。我家隔壁的XXX,这个可怜的没妈的孩子,穿着破旧的衣裳,也在晒着太阳。”这个XXX就是我。偏巧播出时,正好被从湖南来探亲的母亲听到了,她一路大哭着走到家,这事多少年还一直挂在她嘴边。

但他绝对是个称职的老师。

他看重每一个学生。在这个穷乡僻壤的陕北中学,他当班主任,每接手一个新班级,总会在第一个学期内到所有的学生家里家访一遍,很快他就很了解每个学生的特点,并尽可能地引导他们去热爱学习。那个时候,“教育无用论”还挺流行,这个小县城有不少年轻人到延安去打小工,班上经常有学生忽然就不来上课了。这时候他会到学生家里去了解情况,做力所能及的劝解工作,有很多学生就这么被劝回来。我记得有一个姓烟的学生,成绩特别好,但家里特别困难,父亲前前后后到他家去过四次。这个学生高三时在我家住了一年,吃住都和我们在一起,最后考上了一所很好的大学。后来看那部《一个都不能少》的电影,我就总想起他去家访,走在黄土高原上那深一脚浅一脚的样子。

他工作非常负责。他教数学,必要时也教物理、化学,有时候还兼音乐、体育。为上好课,他下很大的工夫,参考书一摞一摞的,无论多熟悉的内容,他都要充分备课。按他学生的说法,上他的课很享受。特别是数学课,从初一到高三的内容,他烂熟于心,属于典型的“问不倒”。他上课最注重把基本概念先讲清楚,讲课时常穿插一些形象的比方、数学家的故事,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学校给家里分了一孔窑洞一间房,他把光线好的那一间房拿出来,用来给学习困难的学生补课。那时候也没什么补课费之说,学生的家长知道了,会送一点新下的小米、刚摘的苹果等等,千恩万谢。他带的班,升学率在整个延安市名列前茅,他也年年被评为优秀教师。

他多才多艺,长得也帅,在学生中有很多“粉丝”。他擅长吹笛子,和两个留在当地的知青老师,一个拉二胡的、一个拉小提琴的,经常在一起搞小音乐会,一曲《王二小放牛》被他吹得如泣如诉。他能唱很高的高音,有一回兴之所至,在家里放声高唱《牡丹之歌》,学校校长在外面听得高兴,推门进来说:“我在外面听,还以为你们家在放收音机呢!”他爱下象棋,冬天,陕北的热炕上,他常常和邻居的一位棋友摆开棋桌,一下就是通宵,好多次我在梦里都听见喊杀声,他也拿过好几次象棋比赛的县冠军。他体育好,大冷的陕北冬天早上,他带着学生练长跑,还经常把我也拽上。我跑着跑着跑不动了,他把我往脖子上一架,继续带头跑。多少年过去,那种一颠一颠的感觉还记忆犹新。

那个时候,父亲是我的偶像。

四十岁那年,为解决两地分居问题,父亲终于调回了他的籍贯所在地,湖南的一个偏远的小县城。

一个在陕西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人,在这座气候饮食、生活习惯等截然不同的小城里,父亲表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应,就像他那口陕西话与当地的湖南土话那样格格不入。

在工作上,他在陕西养成的那种直来直去的说话做事风格,在这里很行不通,让他迅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把学校的某主要领导得罪了。后果是严重的。虽然他仍然当重点班的班主任,他的课依然受学生的欢迎,但先进从此再也与他无缘。在陕西,他三十多岁就被评为了一级教师。而在这所学校,他又教了二十年,最后依然以一级教师的身份退休。刚调回来的时候,我们家里四个孩子同时读书,他去学校争吵、哀求乃至哭诉,最后勉强才在学生宿舍的一楼最角上,分到了一间二十平方米的房。房间长年照不到太阳,大夏天都觉得阴冷,老鼠蟑螂横行。每年的冬春天气,地上常常能渗出一层水来,木床的床脚上,我经常发现长出的木耳,一簇一簇的。这个情况直到我上了高中才有所改观。

在生活上,与分居了十几年的母亲一旦朝夕相处,立刻发现了生活习惯上的种种差异。父亲自幼生长在城市,母亲自幼生长在农村;父亲爱吃面食,母亲爱吃米饭;父亲爱出去逛,母亲爱待在家;父亲有空喜欢下棋看电视,母亲有空喜欢种菜养鸡鸭……两个天差地别的一个人,仿佛只有一点是共同的:父亲性子急,母亲性子更急。于是,两个人之间的争吵,成了家常便饭,年复一年。以至于我们几个孩子,那时经常讨论的一件事,就是父母离婚之后,谁跟父亲、谁跟母亲。

工作的不如意,加上生活上的压力,让父亲的脾气越来越大。我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加之生性顽皮,挨打是常有的事。渐渐地,我变得无比的恨他。常常想着,将来考大学出去了,再也不要见他。

但挨打的日子突然就结束了。十五岁那年,因为一件琐事,他习惯性地伸出手来要打我,没想到我一下把他凌空而来的手架住了。他抽了几下,没抽动。他脸涨得通红,瞪着我,我也回瞪着他,毫无畏惧。他看了我一阵,无力地把手放了下来。然后,自己带上门出去,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觉得他又瘦又小。记忆中,父亲就是从那一刻开始衰老起来的。

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打过我,也没有再打过我的姐妹们。

一年后,我高考填志愿。那时候,没有电话没有网络,我们所能掌握的唯一信息,是一份《招生通讯》。他听人说军校发工资、算工龄、包分配,于是就替我选了这所著名的军校。当时株洲有个三三一厂,搞航空发动机的,同时还生产一种“南方125”摩托,在湖南卖得挺火,效益很好。父亲划掉了我自己选填的“计算机”专业,让我填了“发动机工程”专业,他的理由是毕业了,就可以分到这个三三一厂去工作。等通知书来了,专业前面多了两个字:“火箭”,他傻眼了。等我到学校报到,知道了这是当时全校最冷门的专业之一。

从此以后,我有事再也不找他商量。

我上大学,他坚持要去送。我从内心里不情愿,嫌他穿着土气,嫌他不会讲话。最后,拗不过他的坚持,同意了。

他不知道听谁说的,到了军校,一分钱都不用花。到队部报到的时候,通知每个人要交一百元钱,用来统一购置脸盆、皮箱之类。而他送我到长沙时,买完回程车票,身上只剩了不到四十元钱。最后,我把身上母亲走之前塞给我的几十元钱拿出来,东挪西凑,才把那一百元钱凑足。整个过程让我窘得无地自容。出了队部,对他很是埋怨。他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一声不吭。我陪他在校园里转了转,就把他打发回家了。后来我才想起来,从长沙回家,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几个小时的车程,他怕是连一滴水都没喝过。

这是我大学期间,他到学校来的唯一一次。但后来听别人讲,他逢人就说,儿子的学校地位多么重要、待遇多么一流、楼房多么气派、伙食多么丰盛,总而言之是天下最好的大学。很多年,这都是他挂在嘴边最喜欢夸耀的一件事。

大学毕业,我直升研究生。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话,通知书寄到他单位,他顶着暑热,转了好几趟车赶回家,来告诉我这个我早已知道的消息。转车途中,还不忘买了一大堆鸡鸭鱼肉。回到家,他亲自下厨做了一大桌菜,然后把藏了很久的一瓶“杜康”酒打开,拉我与他一起对饮。几杯酒下去,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他为我的上研而自豪,也为自己当年的急躁而追悔。在他时而高兴、时而神伤的断续讲述中,我第一次走入了父亲生命中青青如柳色的年代。

父亲是家里的长子。奶奶是新中国成立前的童养媳,比爷爷大三岁,大字不识,生了父亲和大叔叔之后,留在湖南老家侍养公婆。而出去上了大学、当了军官之后的爷爷,在进了西安城之后,果断地把奶奶休了,四岁多的父亲被判归爷爷抚养。很快,父亲有了年轻的后妈,接着又有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他显然是个多余的人。他很小就开始住校,平时上课还好,一到了周末,同学们都被接回家了,他一个人在学校里也没地方去,常常坐在操场上发呆。他从小极要强,有时候家里没有及时给他生活费,他就自己捡破烂、打小工,反正绝不主动开口。这样的成长环境,养成了他性格上的倔强、节俭、急躁、自闭。

但父亲很聪明,也很勤奋。高中时,他是西安市的数学竞赛第一名、物理竞赛第二名,很早就作着报考清华大学的准备。临近高考,他却被通知政审没通过,不能参加高考。原因很简单,在那个唯出身论的年代,他有一个当过国民党军官的父亲。这次,他终于沾上了爷爷的光。万般无奈,父亲满怀委屈地进了一所当地的小中专。毕业时,他坚决不肯留在西安,一个人去了举目无亲的陕北,一待就是二十年。西安不愿意回,他又不远万里地回到湖南老家,找到了自己的爷爷,试图从这个久不联系的家庭找回一点亲情。也是在这个地方,他遇到了我的母亲,匆匆地成了家。

父亲一定也曾与命运抗争过。“文革”结束,刚刚恢复研究生教育的时候,父亲就直接报考了清华大学的研究生。通知书寄来了,但他却不得不放弃。因为那时候我们姐弟几个相继出生,家里的负担越来越重,母亲坚决不同意他去上学,她无法一手抚养四个孩子,同时挣来全家的花费,她当然也有别的担心。父亲没有争辩,默默听完母亲的苦衷,默默收起了他的考研资料和通知书,安安心心地,继续当他的中学老师。从此,命运再也没给过他机会。

那个下午,那瓶杜康,被我们喝得一滴不剩,父亲酩酊大醉。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听他讲这么多话。原来我的身上,承载着他那么多的过往,寄托着他那么多的希望。我的上大学、我的上研究生,都已经是他今生再也不能实现的梦想。

我忽然深深地理解了父亲,多年来积攒下来的怨恨、不满,烟消云散。

三十岁上,父亲有了我。我三十岁时,也做了父亲。

那次回家过年,全家围在一起聊天。老妹忽然扭头问我:“刚才你从外面进来,听你的咳嗽声怎么那么像老爸!”

我忽然意识到,何止是咳嗽声,在我和父亲之间,相似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

比如职业。懂事以后,目睹了父亲当老师的卑微与不易,我发誓今后决不当老师。高考填志愿,从提前批填到专科,十二个志愿,在我的坚持下,一个师范类的学校也没填。然后,本科硕士博士,一路读下来,终于,还是当了老师,而且一晃,快二十年了。

比如性格。刚进大学的时候,刚从湖南农村考过来、口语和听力基础基本为零的我,英语只考了五十分,在班上垫底。一年多的时间,背完了一本英汉字典、啃完了大部头的《Gone with the wind》、听坏了两台录音机,硬是追到了班上的最前面。我们英语老师评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要强的人!”但同时,我粗心的习惯、急躁的性格,同样也常常让我周围的人受到伤害,也常常让我追悔。

比如爱好。父亲对于数理化的热爱,无一例外地传承给了我,这些课程从中学开始就没让我感到过吃力。我九岁时父亲亲手给我做的那支竹笛,我至今仍然保留着,在拉练途中、在舞台上面,我都曾用它表演过,它为我打开了一个美妙的音乐殿堂。而长跑,时至今日我也仍然在坚持着,这么多年,不管多高强度的工作,身体从来没给我惹过麻烦,其最初的源头可能回溯到那些寒冷的陕北早上。

而最让我感慨的,是当年父亲为我误打误撞选定的专业。二十多年,我亲身经历了中国航天发展从低谷回升的过程,今天,它已成了全国最热门的专业之一。最重要的,也成了我此生最热爱的专业。当我亲手放飞第一颗我们做的卫星,当卫星的信号第一次清晰地传回来的时候,热泪盈眶之中,我想着:“这里面,其实是有父亲的一份功劳的!”

原来,生命中,有那么多神奇的注定。

那个晚上,我带着女儿在附近的一个公园里散步。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天上,树影斑驳、四野寂静。女儿忽然有了重大发现,她高兴地指着月亮:“爸爸,我走的时候,月亮也在跟着我走!”

我仿佛在一瞬间跌入了时空隧道,这样的场景如此熟悉:三十年前,也曾有一个小男孩,指着月亮说过一模一样的话。而他的父亲,在旁边,耐心地给他解释着“月亮走、我也走”的道理。

我抬起头来,注视着天上的那轮明月,视线逐渐模糊。父亲的爱,犹如此刻的月亮,我们一路走着,也许从未留意。而只要你抬起头来,你会发现,他在一直跟随着你走!

退休之后,父亲住回了乡下。

离开了他待了四十多年的中学校园,离开了他讲了一辈子课的讲坛,他感到无所适从。我曾经接他到长沙来住。可是,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里,他更加不适应,没有熟人、不接地气、生活习惯又不同。他每天只有眼巴巴地等着我们回来。可是,我们都有很多的事要做,我们要忙着工作、忙着孩子、忙着应酬,我们都有很正当的理由。所以每次,住上几天,他就坚持要回去。我们给他买好吃的东西,我们给他买很贵的衣服,我们觉得,我们都很爱他!

最后,他索性每天在乡下的家里守着,哪里也不去,看电视,打发日子。他最爱看有关航天的节目,每次有大型任务,无论是“神舟”发射还是“嫦娥”凌空,他一早就守着,从头看到尾,跟过节日似的。每每看完,还要跟我打个电话,讨论点他认为关键的技术问题。除此之外,他益发地沉默寡言。

去年春节回家,陪着他在餐桌前默默对饮。他忽然跟我说:“我好几回都梦见陕北了呢!”

我知道他又想那个遥远的地方了。这些年,在我跟他不多的交谈里,他越来越多地跟我说那里的山山水水,故人风物。这一别,已经是三十多年了。我痛快答应他:好啊,我一定陪你回去看看!父亲闻言,显得非常激动。

但我心里想着,这段时间正是我最忙的时候,等忙过这阵子再说吧!

没想到,有些事,澳贝2官网:真的是等不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