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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小说的“前史”考察(1966-1977)

2018年01月24日09:31 来源:文艺报 杨 辉

在新世纪初回顾既往的写作历程,陈忠实以为有两次重要的“突破”值得铭记。其一发生于1970年代末,其时文艺的“复兴”刚刚开始,与时代的变革互为表里,个人亦面临创作的困境:“我此前在‘文革’期间曾经发表过几篇小说,到新时期开始,我们要完成对极左思想,包括文艺思想的清算和批判。”通过对“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和文学”的悉心阅读,陈忠实得以“突破”此前认信之僵化的文艺教条,同时亦分享了新时期以降之思想及文学资源,而有《信任》等作品的创生。第二次则发生于1980年代中期,因文化心理结构学说的启发,由对人物的外部关系冲突的关注转向对内在的文化心理纠葛之深层关切,遂有《蓝袍先生》《四妹子》等带有新的突破意义的“试验性”作品的相继出现。华夏民族长期积淀之文化心理结构如何影响甚至左右人物的心理、行为,以及在新的时代环境下之此种心理之现实遭际,在此均有较为深刻的呈现。此时期诸多作品无疑可以视为《白鹿原》写作的“前史”,由其敞开之写作路径亦在《白鹿原》中蔚为大观,成为陈忠实创作可以辨识的重要特征之一。第二次写作突破的相关细节及其意义,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随笔》中已有较为深入之论析。亦有较多论者注意到《窝囊》《轱辘子客》《舔碗》诸篇作为《白鹿原》创作之“准备”的重要意义。而作为陈忠实写作“前史”的1958-1977年,却极少论者议及。这一时期的诸多作品,至今仍属数种《陈忠实文集》之“集外文”,亦不见载于目下流行之多个选本。

以《文集》为名编选之陈忠实作品集,迄今行世已有三种。分别为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年8月版(五卷本)、广州出版社2004年5月版(七卷本)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4月版(十卷本)。三种版本出版时间及体量虽有差别,但编排体例大致相同——均以编年的方式,依次呈现陈忠实创作之基本面貌。太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陈忠实文集》差不多确定了此后两种《文集》的“规范”,而其存在的“问题”,在后两种文集中,也“一仍其旧”。此三种文集确定的陈忠实创作的“起点”,均为1978年,以1978年10月创作之短篇《南北寨》为“首篇”,依此延伸至不同年份(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最为完备)。无一例外,陈忠实1958年至1977年的创作,被“遮蔽”或者“遗忘”。此种“遗忘”当然有着并不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但因此,陈忠实创作在1970年代末的“突破”或“转型”意义却变得模糊不清。他在1980年代历史观念的调适,也因“前史”的缺席而难于充分呈现更为复杂的历史意涵。

仅以小说论,1966-1977年间,陈忠实共发表作品7篇。分别为《春夜》(刊于1966年3月25日《西安晚报》)、《老班长》(刊于1972年《工农兵文艺》第7期)、《配合问题》(刊于1972年8月27日《西安晚报》以及《工农兵文艺》1972年第9-10期合刊)、《接班以后》(刊于《陕西文艺》1973年第3期)、《高家兄弟》(刊于《陕西文艺》1974年第5期)、《公社书记》(刊于《陕西文艺》1975年第4期)、《无畏》(刊于《人民文学》1976年第3期)。其中后4篇,字数均在万字以上,所涉问题亦颇为宏大,单就容量而言,将其归入中篇亦无不可。既以“重大题材”的写作为目标,陈忠实自然对时代之核心问题颇多关注,因为,就根本而言,“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一定历史阶段带普遍性的问题就是重大题材”,优秀的文学作品,自然包含着对此种问题的“象征性解决”。其所塑造之“新人”,亦与“新世界”之想象互为表里。小说处女作《春夜》即属此类。书写年青的生产队长在老一辈的言传身教中逐渐成长,为其核心命意。在此过程中,老一辈无产阶级先人后己无私奉献的精神对后代影响甚大。其人物关系及结构约略近似于路遥刊发于《山花》1972年第7期的短篇《优胜红旗》。无论顺逆,“新人”在新生活中的成长故事均为其关注的核心。此中无疑蕴含着更为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寓意。此后的《老班长》《配合问题》不出此种结构之基本范围,但故事的重心却略有不同。《老班长》中的核心冲突,已非“先进”与“落后”,而是剥削阶级(地主)与被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冲突。地主贺老六阻止叙述者采摘寄生的目的,是保留自家风脉,包藏复辟之心。此种结构及冲突,有着明确之现实所指,属意识形态之现实规划的形象化。这三部作品,因篇幅所限,较多生活细部尚未及展开,亦未脱概念化图解现实之窠臼,故事简单粗糙,多直白而少蕴藉,即便在同时期同类作品中,也并不突出。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为《接班以后》《高家兄弟》和《公社书记》。三部作品均刊发于《陕西文艺》。创刊于1973年7月的《陕西文艺》为《延河》的改刊版。在创刊号“编者的话”中,对该刊创办之目的、宗旨有较为详尽之说明。在创作方法上,该刊“提倡运用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形象”,表现“英雄的时代,英雄的人民。”《接班以后》诸篇,无不符合《陕西文艺》之基本宗旨。《接班以后》以年轻的支部书记刘东海与第四生产队队长刘天印关于“道路”问题的“冲突”为核心,力图展现新的无产阶级接班人不断成熟的新的生活面貌。刘天印对集体劳动并不用心,却在副业上颇多费力。此种行为,被认作是资本主义观念沉渣泛起的重要表征。面对刘天印的多次“挑衅”,刘东海充分意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其观念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还存在着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是之故,刘东海以1950年代以来之历史经验劝告刘天印注意两种道路背后所隐藏之根本问题。其间反面人物福娃及地主刘敬斋的暗中作祟,更让刘天印意识到斗争的复杂性和此前观念的误区。虽与《配合问题》仅相隔年余,《接班以后》以较为宽广之视域和丰富生动的细节,表明陈忠实这一时期写作的逐渐“成熟”。刘东海与刘天印围绕道路问题的“论争”,在《高家兄弟》中转换为高兆丰、高兆文两兄弟针对人生道路的选择问题的分歧,差不多“预演”了1980年代初《人生》所引发的青年人的人生选择的讨论,但路径与结局却全然不同。因脱离历史宏大叙述之总体性愿景,高加林的人生选择具有极为鲜明之“个人化”特征,已不似改霞那般有更为稳固之精神依托,后者的去留因之更具历史的症候性意义。同样,无意扎根农村,希望通过集体推荐去大学深造的高兆文已选择了与其先辈全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而他的兄长高兆丰早在十二三岁时便从土改工作组工作人员关于革命道理的讲述中体悟到被剥削阶级翻身解放的重大历史意义,“他和爸爸一样铁下心来,坚决地把个人的命运与农业社紧紧地扭在一起”。而家族百余年的受难史充分说明其命运的根本性变化与社会历史的革故鼎新之内在关联,从此一路径中延伸出之个人选择,无疑将牢牢扎根于个人所属之阶级及其所依托之思想谱系之中。循此思路,高兆丰坚决支持“把个人的一切都献给集体事业、怀有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赤脚医生秀珍,而不顾及秀珍文化程度不高,也未必能通过考试的“现实”(此种“现实”恰属其反对的对象)。在高兆丰看来,事关“路线”问题的论争决不能敷衍,即便公社文教干事祝久鲁极力推荐高兆文,甚至愿意为缓解高兆丰的“压力”而多分名额给高村,高兆丰仍不退让。这位在“严峻的斗争风浪”中逐渐成为“革命事业的坚强后代”的重要人物,最终在对家族历史命运的回顾与反思过程中将高兆文引入正途。而后者也决意在农村广阔的天地中,跟“贫下中农社员扭在一起”,共闯“高村的好前程”。同样在两条路线斗争的视域中,《公社书记》塑造了正反两位公社书记的形象。与公社书记徐生勤有过同样被压迫经历的副书记张振亭被“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无心公社事务,却在极力为自家谋福利。徐生勤同通过对与张振亭个人经历密切相关之历史经验的回顾,促使后者意识到个人问题的严重性,并从根本意义上作出自我反省。徐生勤所依托之思想,为列宁关于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若干论断,藉此得以扭转张振亭的思想认识。此种力量无疑可以超越个体经验的狭窄范围而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当革命发展到某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要继续前进的时候,领袖的深刻教导、指示,会使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的目标一致,方向明确。”某些阶段性“危机”亦会被逐渐克服,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体的“新人”亦随之不断成熟,从而从根本意义上引领时代的发展方向。而作为此一阶段的典型文本,刊发于《人民文学》1976年第3期的《无畏》属《接班以后》诸篇的延续。无论思想还是写作手法,不出此前几部作品的范围。跃进公社党委书记杜乐与县委书记刘民中的冲突,虽仍属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因临近新时期之思想“解放”,而触及更为复杂的思想问题。以思想与笔力论,该作似不及《接班以后》诸篇。但在陈忠实写作“前史”中,仍有较为重要的意义。其所引发的个人生活的变化,促使陈忠实在更为深入的意义上反思个人写作的路向问题。这一时期作品数量不多,但在同时期同类作品中质量属于上乘。从更为宏大的思想视域中观照当下生活,并在叙事虚构作品中象征性地解决紧迫的现实问题,作品切中时代脉搏,人物具有时代的典型意义。如是种种,虽经1970年代末及1980年代中后期两次“突破”和“剥离”,仍属陈忠实写作潜在的脉络,有着不容忽视的复杂而深远的意义。

自更为长远的眼光观之,由“前史”所奠定之写作路向,在1980年代之后仍在“延续”。可以和小说写作“前史”对照阅读的典型文本,是其中篇代表作《初夏》。该作草成于1981年4月,于1984年元月改定,同年刊发于《当代》第4期。如论者所言,该作在多重意义上,乃柳青《创业史》人物结构之“再现”。作为其内在冲突之核心逻辑的“新”、“旧”观念的对照,约略类同于《创业史》“题叙”所述之旧社会与“正文”之新生活之差异。而冯景藩与冯马驹父子冲突之内涵虽大不同于梁三老汉与梁生宝,但结构模式却无二致。两种观念的矛盾及融合的过程,构成了其生活故事的基本内容。一如严家炎肯定“旧”人物梁三老汉,却指出“新人”梁生宝的形象存在着“三多三不足”的问题,陈忠实在申明冯景藩之塑造,乃为其对生活长期体察的结果的同时,亦认为相较而言,“马驹的形象还是比较弱些。”作为1980年代初之“新人”,冯马驹在“集体”与“个人”间之选择无疑更具症候意义,也差不多可以视为是对“高加林难题”的“反面”书写——城乡之辩在这里呈现为全然不同的方式:冯文生“抛弃”冯彩彩,民办教师薛淑娴在与冯马驹婚恋问题上的反复无定,无不说明困扰高加林的思想难题已然成为冯家滩之精神“共识”。“到城里去”在多重意义上成为年青一代的人生愿景,即便如此,独特的个人生活经验仍然使得陈忠实坚信“企图通过考试逃离‘苦海’(农村)而进入文明的城市的青年也不乏其人;死心塌地地用自己的智慧和创造性劳动改变乡村贫穷落后现状的青年也不能断言其绝对没有啊!”“生活里既然有冯景藩,就不会没有冯马驹。”《初夏》比《人生》晚出数年,在近三年的修改过程中,陈忠实无疑见证了高加林难题所引发的关于青年人生选择的旷日持久的讨论。高加林的人生选择自然有其历史合理性,但并不能就此认定其所选择之人生道路具有无可置疑的“正确性”从而遮蔽他种选择的可能。“我所要努力揭示的,是我们的生活在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时期,从冯景藩的沉重感叹声中和冯志强的幽灵里,诞生了新的冯家滩的一代青年。”他们扎根农村,继续在总体性的视域中延续新农村的希望愿景的诸多努力,以无可置疑的坚定信念重其父辈在1950年代依托宏大之历史想象所建构之人生愿景,为“高加林难题”之别解,也从另一侧面说明1980年代初精神现象之复杂以及多样之可能性,并非个人主义之兴起所能简单概括。冯景藩与冯马驹关于城乡之辩的精神冲突也可能在历史延续性的视域中得以缓解。至此,陈忠实写作的核心理路,仍在柳青以降之精神脉络中,从宏大的意识形态愿景中想象性地解决现实的矛盾,并于此间塑造与时代核心主题密切关联之“新人”形象,为其基本特征。如以新历史主义、寻根文学等所体现之1980年代思想及写作理路为参照,作为《白鹿原》“前史”之重要作品的《蓝袍先生》《四妹子》诸篇的创生,亦属上述思想理路之自然延伸。

与路遥在历史延续性的意义上以“重启”柳青传统的方式回应1980年代“新人”面对的新问题不同,陈忠实是在“突破”与“剥离”的意义上申明其思想及美学偏好之变革。然自其创作之整全视域观之,此种“剥离”或许并非是思想观念及艺术手法之根本性变革,而是与时推移的观念调适。如果说1960-1970年代的“潮流化”写作有着较多的“不得已”之处,新时期以降无论革除“极左”思想之弊还是接受文化心理结构学说所敞开之精神视域,陈忠实的写作同样分享着时代的精神及美学经验,他的“剥离”因之不能在知识结构的根本性变革或者“衰年变法”的意义上简单化理解,而是仍然存在着有待深入发掘之精神内在的连续性。其之所以未被1980年代中后期几乎无远弗届的新潮写作挟裹而去,而与路遥一样仍在现实主义的流脉之中写作,根本原因即在此处。也因此,东凤娱乐:初版于1993年并在“陕军东征”中大放异彩的《白鹿原》被视为“典型的”1980年代作品的意义方始显豁。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