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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卷《从维熙文集》出版,85岁从维熙梳理60年文学创作生涯

2018年01月25日13:09 来源:北京日报 路艳霞

从维熙历经苦难却创作甚丰。本报记者 路艳霞摄

《从维熙文集》总计约540万字。

“你是《北京日报》哪个组的?”作家从维熙今年已经85岁高龄,一听说他曾经工作过的《北京日报》要来人采访,他破例满口答应。这位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人极少接受采访,与文坛也刻意保持距离,但始终对《北京日报》充满了特殊情感。这次独家专访缘于近日《从维熙文集》的出版,当从维熙翻开老相册,淡然、平静地讲述往事时,独特的人格魅力也扑面而来。

忆往昔

三本书曾获6000元稿费

在从维熙的老相册里,他60多年前在《北京日报》时的照片,文艺范儿十足。他身着中山装,脖子上系着围巾,眼神清澈,青春昂扬、意气风发。

从维熙充满感情地回忆说,1953年自己在《天津日报》发表了一些作品,后被《北京日报》文艺编辑、诗人晏明看中并向报社推荐。当时的《北京日报》副社长周游十分爱才,直接一纸调令,1954年将从维熙调来《北京日报》当编辑。“年轻的时候,我就认识土地、庄稼垅、谷子、高粱、大豆、野花,我愿意钻到那里面去生活。”他说,即便是在文艺组当编辑,不仅申请去农村组采访猪倌等,还两次申请到北大荒采访,并发回了大量报道,“我的中枢神经就通着大地呢。”

也正是那几年,从维熙开启了出书模式。他于1955年出版有生以来首部作品《七月雨》,1956年至1957年,又出版短篇小说集《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长篇小说《南河春晓》。从维熙笑言,那时候行政级别不高,一个月69元工资,但这三本书他就拿了6000元的稿费,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他特别补充说,当年作家刘绍棠就用2400元,在北京光明胡同购置了一所独门独户的三合院。“当我后来身陷囹圄,家中抛下的老母和幼子,在20年沧桑岁月中,这一老一小不能喝西北风活着,支撑他们活下来的支柱,主要靠这笔数目可观的稿费。”

好景不长,从维熙的灾难也跟着来了,1957年他因言获罪,被划为“右派”,那个周一的早晨他命运的轨迹从此改道,20年的劳改生涯开始了。他称是“从九霄云天折到社会谷底”。

但也正是由那三本书打头,从维熙的写书生涯艰难地延续下来。在从维熙的电脑里,他用五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下了60年创作的作品目录,共有71部,其中最早推出的是《七月雨》,最晚推出的正是《从维熙文集》。而正对着电脑屏幕的书柜里,整齐摆放的是他这一辈子出过的书。

从维熙不知道自己这辈子准确的作品字数是多少,他说,800万字总该有了。此次推出的《从维熙文集》有14卷,540万字,包括长篇小说卷5种:《北国草》《断桥》《裸雪》《酒魂西行》《南河春晓》,中短篇小说卷5种:《大墙下的红玉兰》《浪迹天涯》《雪落黄河静无声》《鼻子备忘录》《伴听》,纪实文学、散文卷4种:《文海泅渡》《人在途中》《人文拾荒》《文学织梦》。

看今朝

晚年最珍爱童真纯洁之作

在从维熙的老相册里,还有一张照片,照片上有四样东西:他结束劳改生活后,难以割舍的20年冰雪驿路上用过的铁锄、扁担、镰刀和当“煤黑子”时用过的榔头。

这四件珍贵之物,至今还放在从维熙家的阳台上。面对它们,从维熙心如止水,“我在失意的时候,也从来没有产生过悲观的念头,这是我自己赞美自己的地方。”

对他来说,曾经的7000多个苦难的日日夜夜,早已化成了一笔精神财富。“如果没有这段经历,我怎么能写这么多书。”他说,有时候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就忽然想到过去拉砖车的日子,一车砖200多斤,走上坡路一定要使劲跑,“到底是哪个舒服,一想到这些,我的心情瞬间就轻松多了。”回忆过去,再对照现在,让从维熙变得轻松,这也成了他的晚年幸福生活的一大法宝。

从去年开始,从维熙开始梳理自己一生创作的作品,他和夫人花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完工。他坦言,进入晚年后,不再愿意重温沉重题材的作品,他最珍爱的反而是青春、清纯之作。“那就是最纯洁、最青春化、最毫无历史灰尘的《裸雪》了。”

从维熙说,这部作品写他小时候和同村小女伴小芹玩的事情,他们曾两小无猜地涂指甲草、玩过家家、钻秫秸垛、拜城隍庙、埋香枣花、捉蝈蝈、与大山对话,这种满载童真、童趣的嬉戏到了晚年更触动他。“我于1946年从河北玉田农村到北平来求学,插班于西四北小学六年级。”他至今记得,从村子走的那天,小芹送他,久久站在山坡上目送他远去的那一幕。

从维熙说,他夫人看了《裸雪》也觉得非常清纯。多年后,他和夫人一起回到故乡,打听小芹的下落,“我们找女孩的妈妈,问小芹到哪里去了,她妈妈说,因为难产死了。”在沉重回忆和清纯之作中,从维熙坦言,他的晚年精神生活很充实,很享受这个状态。

念故人

至今想起刘绍棠依旧悲伤

“啪”的一声,从维熙坚定地按动打火机,点燃了一支烟。他赶紧申辩说,夫人只批准他每天抽三支,这是在每日许可范围之内的。他指着多年前他和刘绍棠合影的照片说,“这是刘绍棠,多好啊,这两个人。”

从维熙清楚记得,1956年春天,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刘绍棠递给他一支烟,从此他与烟结缘,更与刘绍棠结下最深厚的情谊。从维熙和刘绍棠早年都在《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文章,都是“荷花淀派”代表人物孙犁的学生,两个少年长期互通书信。两人是在《新民报》副刊的一次集会上首次相见,那一年,从维熙19岁,刘绍棠只有16岁。

至今想到刘绍棠的离世,从维熙依旧满怀悲伤。1997年3月,刘绍棠弥留之际,不能再讲什么话了,却让家人打开抽屉,将剩下的几条烟都让老友带走,权当最后的诀别。“他走了以后,我到他墓地献花泼酒,他的墓曾在运河滩上,那是他最喜欢的地方。”

经历过中国文坛的风风雨雨,从维熙说,他与《天云山传奇》作者鲁彦周、《甲午风云》编剧叶楠,以及邵燕祥、刘心武的文学思路更接近。从维熙最不耻的就是文坛小人,对于为自己牟私利的这类人,他从不客气,甚至会“铁门拒绝”,将来访者毫不客气地挡在家门外,“我认为一个作家的心胸应该开阔,为人应该正直,不从私利着眼,笔杆才能硬。”

“我一无金银可挥,二无才情可以浪掷;我的生活体察和感情积累,不允许我‘玩弄文字’,只允许我向稿纸喷血。”从维熙说,他文学生涯最敬重的是八个字:以真为魂、以史为镜。他对苦难的书写都是真实的,不会放大,也不会刻意隐瞒什么。

眼见自己很要好的老朋友大部分都走了,从维熙更对生死早已看淡,他一边珍视健康,一边豁达开朗,“上帝什么时候挥手,我后边就跟他走,鼻饲、插管一律全免,新火彩票:我不受那个痛苦。”